相對剝奪關係

事實上，每次看到「社會觀察家」的言論，都覺得從根本上這個名詞就被汙辱了。因為觀察與觀看最大的差別觀察是試圖透過科學化的方法或理性的思考去了解一種表面之下的道理。

觀察本身無關對錯，只在乎其角度及深度，可以透過不同觀察去拼湊一件事情的原貌。如果只是把社會主流想要知道的再換句話說，不如自稱風向觀察家就好了。

為什麼又是人性

把問題歸結於人性本惡，人性的貪嗔癡，其實是一種把消極的無力，轉化為主動宣洩的管道。嚴格說起來，也是一種被制度奴化後適應技能。

因為歸結於人性，扣除極端主義的優生學概念，或是電影中的預知犯罪可能性，其實代表著我們永遠無法預防會有對社會有害的人產生。我們永遠只能從事後去汰除。我們身邊永遠有不定時炸彈。我們生命/生活永遠存在不知名的"人性威脅"。

如果科學真的夠科學可信的話，演化論之下，對社會有害的基因應該會被汰除。幾千萬年下來為什麼還存在著？就

如同非異性戀的會基因存在也很匪夷所思，因為照理來說非異性戀最後會生育的比率一定是越來越低，就整體來說也是少數人口，很容易在千萬年之中就消失，但卻至今存在，為什麼？

演化是一個很現實的東西，不需要的累贅都會影響生存，一定會慢慢被淘汰掉。演化不會因為同性戀很可憐，就自己提高同性戀的變異率。演化也不會因為犯罪很邪惡，就自己淘汰犯罪的基因。基因會被留下來只有一個原因，就是用的到。

而每次只要談到先天犯罪論，我就會想到詹姆斯·吉力根所提。事實上我們身上都存在一定量的犯罪變因，包含暴力、侵略，但我們可能一輩子都不曾有出手打人的經驗，原因有二：一是我們生活在不需要出手打人就可以解決自己遭遇問題的環境，二是我們學會比打人更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更甚之，我們清楚在冷靜的情況下處理問題的成功經驗往往多的多。當然，當問題無法解決時，即使們不打人，有時候我們還是會透過不同程度的暴力解決自己的情緒，譬如：打球、打枕頭、打電動或殘暴的對待自己的胃和舌頭神經。從小到大多數的我們被訓練得知道如何調適自己的情緒以至於在面臨問題時不容易失控。那為什麼還是有些人會產生致命性的犯罪呢？難道他們沒有受過良好的情緒管理嗎？

會問到這裡就是一個分水嶺，接下來的問題，你可以選擇就這麼相信我的答案，也可以抱持的懷疑的態度開始去看待每一次的社會事件/抗爭的來由，也可以完全不接受，然後將一切歸咎於人性。

「我認為基因是一種適應環境的開關，我們或許有上千萬種組合用以讓人類對抗每天的挑戰。從懷孕開始的胎兒就開始藉由母體了解外在的社會，到出生及出社會之前，人體或許早已經調整了一種最適切環境的組態，包含遇到問題的處理方法，包含與人溝通的方式，包含自己對社會的認識。而這一切全仰賴這個個體接受到甚麼樣的資訊，在怎樣的環境學習，身邊是怎樣的模範。簡單來說，就是一種大文化制約下還有許多不一樣的家庭次文化在制約著。有些人能跳脫，有些人不能。跳脫與否也是一種潛藏在基因裡面的一種保險開關，稱作叛逆。」

人性應該被重新認識，人性表現的不是人類就該怎樣怎樣，而是一個文化水準的量尺。同樣是暴力，在遠古時期必須透過格鬥或是狩獵來紓壓，在現代可以跳脫成和平又有觀賞價值的體育競技。即使是現代人還是有很多地方很原始，我們還必須繼續進步下去，而不是走到這裡就向環境認輸了。

詹姆斯·吉力根：譴責暴力是在浪費時間 Dr. James Gilligan on Violence

我們本身，並不如我們所想的那般。我們所認知的一切價值觀、對事物的理解，都是基於這個社會、家庭、朋友、學校所賦予的。沒有人是天生的罪犯、暴力份子、邊緣人格。甚至嚴格來說，我們也不算是思想自由的，我們都受到一定程度的社會主流價值洗腦，譬如，賺錢=成功，把不到妹=魯蛇，買房子是人生最重要的目的，甚至要愛國，等等。如果把視角放大，我們每個人的個體行為都只是反映社會現狀下不同社經地位、學識、家庭背景、信仰、甚至地區、語言交互作用的結果。也因此，如果把社會整體看做一個巨大的程式碼集合，對於層出不窮的犯罪與暴力，更可以直接歸結：「有某段程式出錯了」。

Smith是駭客任務中一個出錯的程式，最後自我強化取代別的程式，甚至威脅整個系統的控制權。在我看來，現行從資本主義變種的貨幣金權制度，就是一個根本錯誤的程式，各種貧富差距、社會階級、戰爭，都是這個錯誤程式在挑戰整個系統控制權的方式(抖

所謂那些事

所謂那些事

真正讓我思考是否要好好寫一篇文章的那一刻，是在學生闖入行政院，警棍落下的那一刻，水車啟動的那一刻，臉書一遍黑暗的那一刻。早在那一刻之前，我已了解服貿本身的"爭議"，早在去年就已經有這些人大聲呼及卻不受重視。就好像臥軌的工人不受重視，軍冤案可以說自己白目在先，或者核四議題雙方的造假抹黑。台灣照理來說，已經是個在實行民主制度的法治國家，但是從近年來的議題以及社會的反饋，其實只是很悲傷的證明我們依然是個極權國家底下不懂民主自由的村民。

動心起念，或許是因為學生本身就單純易受引導的本質，在不合乎程序規定的警權侵害之際，社會上的兩極聲音才讓我覺得，也許應該說點甚麼、做點甚麼，即使影響力極微，就如同那些默默參與在立法院外的民眾，有時候當時代的強勢襲來，我們發現自己無法全身而退，只好逆著風，做一些至少有努力過的痕跡。

以一個設計師的角度

身為一個設計產品的人而言，產品設計本身即創造不存在的需求，悲觀而論，很多時候人們不為需求而購買，而是為價值而購買。客觀而言，人們騎重機的實際需求遠小於購買時的自我評估，而重機實際提供最重要的功能並不是他任何馬力出力的功能，而是做為一個重機所象徵的價值。同樣的思維老調重彈，蘋果的ipod、iphone、ipad，或許可以說是一個獨特的設計，但並不能說是一個甚麼劃時代的設計。其原因並不是否定設計及背後軟硬體整合的各種成功，而是回歸產品設計的本質，這樣一個改變手機/通訊生態的設計，到底是引領項好的地方還是不好的地方？且讓我暫且擱置不做評斷。